一、教书必须育人
外省市教师经常到我们学校听课、指导，他们和学生相处，时间长的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个月，还有的两个月，最长的，听课四个月。
凡是和学生相处时间长的外地教师都发现，我真正用于教书的时间太短了。1991年九、十月间，吉林柳河的老师在我校一个月时间内，我却外出开会20天。有的老师替我计算说：“你每年要有十分之三的时间开各种会议，十分之三的时间接待外地客人，写各种稿件、材料，处理信件。十分之二的时间处理学校工作，十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学生。而在十分之二的用于学生的时间中，你有一多半时间是用于班级管理和学生思想教育的，计算起来，你用于两个班136名学生的语文教学时间，真还不到你全部工作时间的十分之一。”
这样机械地划分时间比例，虽然不尽符合事实，但确实说明我用于语文教学的时间太少了。
许多青年教师都对我说：“魏老师，我们真想像您那样教语文。”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您教得多轻松啊!不留作业，也不批改作业。不考试，也就不用刻题，印试卷，不印复习提纲，还不用评卷，再加上不批改作文，这些都是我们很累的工作，您都不做。我们如果也能这样，当然好了！”
更有许多教师问：“你是靠什么办法，使各类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的?”“我们看到你的学生每天都自觉写作业，写日记，他们互相出考试题、互相评卷的时候，都非常认真仔细。你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学习这样自觉呢?”
我回答只有两个字：“育人。”
我当初从工厂费尽千辛万苦，抛弃人们羡慕的工作来到学校，根本原因就是想多培育一些正直、善良、勤劳、无私，愿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实事的人。
我1978年当上教师，1979年就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和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上，分别就自己教书育人的做法和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做法，向大会做了汇报。
当教师三年多时间，我的文章《培养学生自学能力》1981年便在全国中语会上交流。这以后，写文章、作报告逐渐多了起来。
对我的文章、报告，人们褒贬不一。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当面教诲、赠书、撰文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以鼓舞；原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同志不仅嘱咐我继续钻研育人之道，而且亲自赋诗、作文，给我以充分的肯定；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张健教授风尘仆仆，亲临我校访问学生、教师、家长，长时间座谈后，发表长篇讲话，以后又亲自撰文，充分肯定我教书育人的经验。
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同志，两次见面都勉励我在教书育人方面探索出新途径，以后还让省教委的领导告诉我要进行系统的总结。时任国家教委的副主任何东昌、柳斌、王明达亲临我校视察，做了多方面具体指导。指导得最多的，还是让我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下工夫。现任教育部部长的周济亲临盘锦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视察指导，对我们的教育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省、市领导对我的鼓励、指导更是难以尽数了。他们都谈到：教书育人是一个大题目，要深入实践，继续总结。
当然，我也听别人向我转述过某位专家的意见：“魏书生教书实际没什么新东西，没什么经验，他只不过在思想教育方面。有一套办法，比别人多下了点工夫!”
显然，专家、领导鼓励我，主要不在于我是经师，而在于我是人师，在于我始终注重教书育人。
有的专家承认，我育人下了工夫，我觉得很受鼓舞。至于我语文教学方法是不是新东西，无关紧要。我总想，抓住了育人这一关键，再去教语文，新办法、旧办法，土办法、洋办法，都能改造成好办法。
为什么我到学校来?目的是为了育人。为什么我在教书的同时始终注意育人?答案如下：
1.首先是个人心理上的需要
我在人生的路上，遇到过许许多多正直、无私、善良、真诚的好人，和他们在一起，我享受到真正做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在他们面前，我觉得名誉、地位、财产都极其平淡。“士为知己者死”，为了这些好人——尽管有的好人并没有一起共事，但为了共同的事业，我常觉得，献出自己的一切也心甘情愿。在他们面前，自己常觉心中有一股浩然正气在升腾。我常想，世界上要尽是这些好人，人生该多么幸福，愉快。可惜，我确实遇到过坏人，和这类人打交道时自己心中那些阴暗自私、邪恶的念头常常爬出来，尽管让这些东西爬出来，自己后悔，心里也痛苦，但它们还是爬了出来，似乎不出来便不能以毒攻毒。于是我常想，这个世界都是好人就好了，都是周总理、雷锋，共产主义就能很快实现了。我知道这是幻想，但我愿为了这个幻想早日实现而努力。
我觉得如果我能为这个世界多教育出一个好人。或者能让矛盾的人多一点真善美的品质，那就是一种贡献，一种幸福，也算是不枉此生。如果让国家少一个坏人，或让某人的思想少一点假恶丑的成分，同样也是一种幸福，一种贡献。产生这种心理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成年人都不得不月月讲，天天讲那个阶级斗争的纲，不得不绷紧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我感到从成年人教育起太难了，最好的选择是从孩子们做起，自然最合适的职业是教师了。
这动机，这心理欲望，驱使着我为申请做教师而努力了6年，又驱使着我在教师的岗位上为人心的真善美而努力了30年，我甘愿做这欲望的奴隶，在退休之前还须努力，退休之后，我想为了这欲望努力仍将是我最大的乐趣。
2.是学生切身利益的需要
什么人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幸福?是那些正直、善良、真诚、无私的人，是那些树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的人。人如果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那么任何挫折、打击、不幸，地位、金钱、名誉的丧失都能够泰然处之，历九死而不悔，经磨难而无愧，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许多多革命先烈都是这样获得了真正人生幸福，获得了精神解放的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心肠很坏，那么不论他有多么高的地位，不论他有多少财富，不论他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他还免不了在邪恶的精神牢狱中受煎熬，或恐惧，或烦躁，或悲悲戚戚，或自哀自怜。甚至有的痛不欲生，精神分裂，上吊跳河。
更多的还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脑子里有雷锋的人生观，同时也有某些坏念头，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没有雷锋好，当然也不像坏人那样坏。两种人生观常在我们脑子里打仗，真善美一方战胜时，我们感受到做人的幸福与自豪；双方争执不下时，我们感受到做人的矛盾与艰难；假恶丑一方战胜，做了坏事时，我们又常感受到自责不安，惭愧与痛苦。
成人如此，学生亦然。显然学生只有更多一些无产阶级人生观，才能更多一点人生幸福。比较坚定地树立了劳动阶级的人生观，那他无论将来做什么工作，经受多少磨难，他都能够正确对待，始终开朗乐观，问心无愧，幸福坦然。
教师不可能给学生地位、名誉、职业和金钱，但确实可以给学生比这些更宝贵的东西——无产阶级人生观。这才是最符合学生切身利益的财富，这才是学生一辈子都需要的最可宝贵的财产。
3.是人民的需要
我们常听到家长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评论我们的学生，谈到他们的身体，谈到他们的学习，但人们谈得更多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家长、邻里、社会各界赞扬喜欢的那些学生首先是品德好的学生。人们不喜欢那些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死活的学习尖子。岂止是不喜欢，简直有点厌恶与痛恨。不仅社会上的人们痛恨、鄙视那类极端自私、损人利己的学习尖子，在同学中他们不也同样被鄙视、被厌恶吗?
反过来，也有的学生学习成绩并不好，没能升学，但他当工人以后对别人真心诚意，对工作勤勤恳恳，像雷锋那样给别人带来欢乐，他同样受到人民的尊重与赞扬。
既然人民群众都喜欢、赞扬品德好的学生，都愿意和品德好的人为邻、共事，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多培育出一些品德好的学生呢?既然人民群众都厌恶那些损人利己的人，都不愿意和他们比邻，不愿意和他们在一个单位，我们为什么不尽自己最大的可能，使学校少出一些这样的学生呢?
4.国家利益的需要
只有爱父母、爱同学的人，才可能爱集体。只有爱集体、爱人民的人，才可能爱国家。如果一个人品德不好，视周围的人为阶级敌人，那他无论怎么高呼爱国口号，也一定是在骗人。
国家有更多的人爱，她才有可能繁荣昌盛，有更多的人为她尽忠出力，她才有更强大的力量保卫更多的人。
一个国家，品德高尚的人越多，人民群众便越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便越稳定安宁，生产工作效率便越高。设想一下，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人如果都能像雷锋、马寅初、蒋筑英、王进喜、孟泰那样，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显示出数倍于私有制的优越性。遗憾的是我们具备这样品德素质的人还不够多，而且许多好人不得不消耗许多精力，去抵御那些心术不正的人。
反过来，坏人给国家带来数不清的麻烦：他们千方百计挖国家的墙脚，贪污腐化，败坏风气，阻碍生产，破坏改革，国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立各种机构来惩治这些人。有他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便很难发挥出优越性，改革便很难顺利进行。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并没有达到中华民族所应达到的水平，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国民素质低，而国民素质中，全体有爱国心的人都强烈感觉到：最使人忧虑的还是全民族的品德素质。
既然国家需要品德素质高的人才，我们当教师的怎么能不把育人作为分内的大事呢?
5.党的利益的需要
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可图。许多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许多置个人利益于不顾，愿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奋斗终生的人，许多愿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的志士仁人，深感个人的力量的单薄，于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依靠党的组织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进行了卓绝的斗争。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的精神永远鼓舞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人人平等、人人品德高尚、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而英勇斗争，而继续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有的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蜕化变质，有些心术不正、损人利己的人也千方百计钻进党内来捞取好处。这些本来是党的革命对象的人存在于党内，自然减弱了党的战斗力，降低了党的威信，阻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每一位真正关心党的人都应为清除这些腐败分子做出努力。
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今天的学生有许多将会成为明天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培养出更多的公而忘私、真诚善良、实事求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学生，那么我们的党就能多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党员教师就是为维护自己组织的利益尽了责任，非党员教师也是为国家民族利益做了贡献。
6.语文学科性质的需要
语文是工具学科，既然是工具学科就必然要为某种目的服务。是学习的工具，便为学习服务；是工作的工具，便为工作服务；是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工具，便为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服务；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便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服务。
掌握工具不是目的，利用语文这一工具才是目的。不同的人利用这一工具做着不同的事，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学习的工具，有人用读写能力读伟人传记、先进理论；有人用读写能力读黄色书刊、反动论点。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讲话劝人具备真善美的品质，写文章宣传周总理、雷锋的精神，激励别人为人民为祖国作出贡献；有人说话怂恿人作恶，写文章宣传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引诱人们为了个人私欲不顾别人死活。
显然只教会学生语文知识不够，只教会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也不行。没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术不正，有人认为更可怕。我觉得，至少是同没文化一样可怕。
7.提高语文成绩的需要
过去我们学校有的语文教师上课，教室里较乱，有的学生睡觉，有的在下面玩东西，他没办法了，便去找班主任，班主任找不到便来找我。
“你上不了语文课，为什么找班主任，找校长呢?”
“我本来没想找校长，只是想请班主任来给学生做做思想工作，帮我维持下纪律。班主任没找着，教室又没法上课，实在没办法，就到这儿来了。”
我认为，这件事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普通中学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升学，认为升学无望的学生，自然觉得无需读书。第二，教师们都懂得，想让升学无望的学生也认真读书，就得做思想工作，增强他们学习的责任感、义务感，提高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这是育人范畴内的工作。第三，由于是育人范畴内的工作，有的科任教师便以为这不是语文教师的事，而是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的事。
前两个问题是所有普通中学教师都感觉到的问题。要让不愿学习的学生也能忠实于自己，认真学习，就得育人，就得做思想工作。重点中学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突出?因为经过选拔的学生，都是成绩好、基础好的学生，都有较大的升学希望，虽然他们的学习动机不同，但都有比较强烈的学习动力，如果只就提高语文成绩而言，那么不做思想工作也可以。
第三个问题，以为思想工作是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的事就不对了。我跟那位教师说：“且不说育人是人民、国家、党赋予我们的任务，咱们从最狭隘的角度，为提高你的语文学科平均分而言，你把育人的责任推给班主任也是不利的。首先，你这么一推，就等于在学生中宣布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威信的降低，会使你讲知识的效果也随着降低。其次，你疏远了和学生的感情。中学生的普遍心理，也和我们成人一样，不愿意将两方面的矛盾交第三方去裁决，特别是交给上级去裁决。裁决意味着双方感情的破裂，协商气氛的丧失。这种感情的破裂和协商气氛的丧失是今后很长时间都难以挽回的，它将降低教学效率。第三，你失去了使自己增长能力的机会，把这机会拱手让给了别人，别人能力增长了，你还在原地踏步，下次怎么办?将来怎么办?还去找别人吗?我们的话谈到这，你还让不让我替你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呢?”
他笑了，自己回到课堂想办法去了。
其实许多教师也悟出了这样的道理，那些教语文成绩高的教师，实际上都很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都很善于突出育人，即使仅为了提高语文成绩，我们也必须育人，育人是语文教师分内的事。
我个人的心理需要育人，学生切身利益需要我们育人，人民需要我们育人，国家利益需要我们育人，党的利益需要我们育人，语文学科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育人，提高语文成绩还需要我们育人，我们怎么能只教书不育人呢?